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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漫步】甲午战败后清廷何以不敢再战

时间:2019-08-05 13:29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内容摘要:甲午战争中,清廷内部对于战与和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从整体而言,怯战心态始终如影随形,堂堂天朝上国竟然主动向蕞尔小国日本表示屈服,这在时人和后人眼里颇觉难解。百余年来,人们往往站在旁观者立场审视这场战争,甲午战争中清廷何以难掩怯战心态,战败

  甲午战争中,清廷内部对于战与和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从整体而言,怯战心态始终如影随形,堂堂天朝上国竟然主动向蕞尔小国日本表示屈服,这在时人和后人眼里颇觉难解。百余年来,人们往往站在旁观者立场审视这场战争,甲午战争中清廷何以难掩怯战心态,战败后清廷何以迅速求和,是不敢再战还是不能再战,促其作出求和决策的动机何在?回到甲午年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视皇朝生存为头等大事的清廷,自然有不敢再战的念头,但也有着不能再战的尴尬。

  甲午战争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场旨在打败清朝的大规模战争,为实现这一战略企图,日本在战前就开始了外交造势,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温和的国际环境。1874年侵台企图虽然落败,但日本获得了清王朝的战争赔付,这更刺激了其野心。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软弱的清王朝在一番抗议后平静接受了现实。遗憾的是,清王朝的委曲求全并未换来日本停止侵略的善果,反而使其愈加骄横。

  1885年,日本借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之际,对清王朝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外交攻势,企图在国际社会造成清王朝欺凌朝鲜之形象。为获取在朝鲜与清朝对等的地位,日本极力否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但由于清王朝的全力反击,日本的企图并未得逞。由此,日本也充分认识到外交斗争的重要性,为准备与清朝的下一场战争,日本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斡旋。日本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但它并未将胜败砝码压在外交上。巨文岛交涉的失利,一方面让日本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更让日本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在日本看来,外交从来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它只能服务于国家战略,而决不能决定国家战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并大肆宣扬中国干涉朝鲜内政。高升号事件后,日本对英国展开了全方位外交公关,成功地使英国保持中立,并充分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对各国许以战后利益,成功地消解了清朝谋取列强支持的行动。

  反观清王朝,将国家命运系于外力是其致命伤。事实上,高升号事件的发生,就在于清政府过分相信俄国和英国不会对日本兴兵坐视不管,临时取消了预定的护航计划,将千余名清军的生命托付给悬挂英国旗的英国商船。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不惜重金邀请国外记者随军作有利于日方的报道,大力宣传其战果,诋毁中国军民的抵抗,致使奉行现实主义的各国列强纷纷站在胜利者一方隔岸观火。黄海海战后,礼部侍郎志锐奏请“联英伐倭”,并以重金笼络英国,清廷向英方转达意愿,英国坚拒。旅顺口陷落前夕,清王朝再向英国求援,请求英国照会美、德、俄等国,以赔偿日本军费和保证朝鲜独立为代价,希望各国能出面调停,但被英国拒绝。无奈之下,清政府直接出面召集美、英、法、俄、德等国公使商谈,请求他们转请所在国政府联合干预中日战争,但被各国公使拒绝。此时,在中日战争结局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站在失败者一方。眼见清廷在大祸将至的关头迷信外力干涉,判断清廷必败的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诫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

  对于清王朝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其对列强形成极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畏列强如虎,另一方面视列强为奥援,试图以羁縻手法“以夷制夷”,对依靠自身力量抵御外侮缺乏信心。甲午战争中,面对日军的凌厉进攻,清王朝把救命稻草放在列强干涉上,一旦争取外援的希望破灭,清王朝迅速乞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清王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自王朝确立后,满汉矛盾就始终伴随左右。经过康、雍、乾几朝的努力,原本尖锐的满汉矛盾渐渐降温,不少汉族人也身居高位。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政府无法依靠八旗、有效,便默许汉族官僚举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在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僚掌握了巨大的军事及社会资源,满汉地位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一方面,清王朝不得不给予汉族官僚更高的地位和发言权,另一方面满洲贵族又对日益崛起的汉族官僚十分猜忌,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抑制。甲午战争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背景下爆发的,皇权与国权的冲突难以调和。

  甲午战争中,清王朝能够派到战场上的军队几乎都是湘淮军,从军界领袖到统兵将领几乎都是汉人,这不能不令满族统治集团感到恐慌。一边是北方半壁江山的战争,一边是南方半壁江山的作壁上观,此时的清王朝命运似乎取决于汉族官僚集团的向背。面对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满族统治者如坐针毡。旅顺口失守后,11月28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于仪鸾殿,“论兵事,斥李相(李鸿章)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礼邸(世铎)、兰公(李鸿藻)颇赞此论”(潘向明:《清史编年》)。由是可见,清王朝虽然重用汉族官僚维系统治,但骨子里却猜忌至深。统治阶层内部满汉矛盾如此,底层社会中满汉矛盾更是日益激化。当日军攻略辽东半岛之时,民间就有希望清朝战败的议论。也就在11月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推翻清朝统治、振兴中华为宗旨。在1895年2月间,正当清王朝为和战纠结之际,孙中山建立香港兴中会,发表宣言及章程,并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这些迹象都向清王朝表明,被刻意掩盖的满汉矛盾有剧烈爆发的危险,如果战争再持续下去,清王朝的皇权便岌岌可危,这种担心加速了其向日本求和步伐。

  从根本上说,清王朝没有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也就不可能有国权至上观念,当皇权与国权冲突时,牺牲国权在所难免。这也就无怪乎慈禧太后在国难当头仍将庆祝自己寿辰作为第一要务,并说出“令吾今日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的妄言。战争初期曾坚决主战的光绪皇帝为了取悦慈禧太后,竟也将祝寿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前线战事吃紧关头下旨“看戏三日、诸事延搁、不得早散”。战争期间,清廷最为关注的是“宗社”安危,辽东沦陷时,光绪帝“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经过一连串的战斗失利后,清王朝面对日本在议和中的漫天要价,始终抱定“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理念,只要能尽快停战保住皇权,多么苛刻的割地赔款条件都可以答应,对国权的多大侵害都在所不惜。清王朝割台消息传到台湾,全台震骇,巡抚唐景崧电奏朝廷,力主朝廷毁约再战,于死地中求转机。面对唐景崧的三次电奏,李鸿章回复表示,“唐署抚各电,自是正论。惟倭志实欲添兵分犯京都,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之理揆之,设令闯入京畿,届时何求不得,岂独台湾?今既遵旨定约,似难反悔,再招大乱。”(潘向明:《清史编年》)

  就当时情势论之,朝野上下满汉矛盾日益显现,清王朝的满族权贵们既忌惮于汉族官僚的权势影响,又唯恐底层民众酝酿反满斗争,加之日军对其统治的直接打击,本就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清王朝迅速转向求和停战,以牺牲国权赚取皇权统治的维持。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清王朝开始了被动式的军事改革,经过长达30余年洋务运动的洗礼,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装备新式武器的陆军、颇具规模的军事通信,种种迹象仿佛预示着清帝国军队的新生,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

  清军的装备虽然改善了,但军事思想仍旧落后。甲午战争前,清王朝耗巨资筹建了新式陆海军,但这些只是表象,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清军,却固守着冷兵器时代的战术思想。就陆军而言,虽然改装洋枪、改习洋操,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战术战法。据战时日方记载,清军在发起攻击时不习惯瞄准射击,漫无目的地施放枪弹,清军士兵也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常常是站着射击,进攻队形也很单一,经常横队进攻,结果在日军的火力面前伤亡巨大。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仍然沿用湘军的旧制,以一舰为一营,舰长沿用湘军营长名称,称作管带,军官自提督以下分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一如旧陆军官制。由于军事思想的落后,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陆海军其实就是装备新式武器的旧陆军和旧水师。甲午战败后,清廷曾下诏征集御敌良策。国子监候补正学录黄赞枢上书,认为外人胳膊和腿不灵活,若“短兵相接,惟有引领受死”,建议募善于泅水善用短刀的清军,乘小舟围住敌舰,“一跃而登,歼其众而夺其船”。而这种御敌良策在当时军民中颇为流行,清朝军事思想之落后可见一斑。

  清军的装备虽然改善了,但战斗精神十分涣散。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总体战斗精神十分低落,除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外,其余各仗均令人沮丧。平壤一战,清军几乎是一触即溃,遗弃了相当于1.5万名士兵1个月的口粮。金州战役开始后,守城清军仅仅抵抗了一个小时就弃城而逃。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主力舰有九艘被日军纳入囊中,号称远东要塞的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炮台完好率达百分之八十。宗泽亚在《清日战争》中也有记述,“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严杰夫:日本文献中的甲午战争,《书城》,2012年第7期)

  清军的装备虽然改善了,但后勤保障软弱无力。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王朝开始了装备自给历程。但总体而言,清军新式装备的主要来源是外购,英、德、法等国是其外购武器的主要来源,加之自身生产制造,清军武器库是名副其实的“万花筒”。甲午战前,清军陆海军确有弹药储备,但型号种类繁多,不同型号之间不能互用,据日军缴获的清军枪炮弹型号竟有近百种,如此庞杂的型号,令清军后勤保障十分吃力。依靠外购建军的理念必然导致清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弱化,一方面,正常的枪炮弹药配给十分繁琐,另一方面,对出现战损的装备则无法及时修复。黄海海战后,李鸿章下死命令,要求靖远等舰必须10天内修复,定远和镇远必须在1月内修复,而日本全部战损舰艇则5天后均修复完毕并投入战斗。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就在于清军舰艇均外购自英德,缺乏维修保障能力,而日方则主要自造,自我修复能力极高。

  甲午战争进行到后期,清军陆海军精锐消耗殆尽,虽然南方各省仍保有陆海军力量,但被倚为柱石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都不足靠,清王朝自然难以对其他军事力量抱有信心,为避免耗尽帝国军力,清政府遂决计求和。

  战争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对抗,它考验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军队实力,更是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甲午战争中,面对凶悍的日军,清军一败涂地,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剿灭太平军时骁勇善战的湘淮军更是丢城失地,国家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是不争的事实。军队败北之外,更令人咋舌的是整个国家的动员效率之低下,除了先后被征调的清军投入战场外,难见其可圈可点的战争动员行为。

  朝廷内部派系矛盾尖锐,导致统一高效的武装力量动员成为泡影。长久以来,晚清官场上不仅满汉畛域日深,湘、淮系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显现,对于权威业已受损的清廷统治者而言,派系纷争有利于避免任何一方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但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这种派系成见却形成了对国家力量的重大内耗。甲午战前,清廷军事力量已四分五裂,新建成的陆海军分属李鸿章的淮系、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及左宗棠的湘系,为维护派系利益,他们将军队和军事工业视为私产,不容外人染指。而不掌兵权的清流派大员则以廷议为由削减军费,对湘淮系实行遏制。战争爆发后,朝廷征调各地军队投入战斗,但由于派系门户成见,各军互不隶属、互不配合,坐视友军被日军攻击而不施援手的情况屡有发生。无怪乎李鸿章在奏议中感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刘公岛沦陷后,来自南洋水师的将领致书日军,请求放还广丙舰回粤,理由是此舰属广东,而广东与甲午战争无关。

  朝野上下国家观念淡薄,导致同仇敌忾的社会政治动员难以奏效。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日两国的现代国家意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举国上下的国家观念深入人心,而清廷朝野上下则含糊不清。由于生活的闭塞,普通民众甚至对侵略者丧失本应有的警觉和痛恨,反倒以看热闹的心态视之。日军登陆辽东时,随军的美国记者这样写道:“然而,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有几百个面带笑容、身材高大的当地人,涉水步入浅滩,帮助侵略者把船拉到岸边。这些留着长辫子的当地人并不是因为恐惧才被迫为侵略者提供帮助,而是根本就没有爱国意识。此后,我们又多次亲眼目睹了类似的缺乏爱国心的场面。那天,日本人对此大笑不止,并且预言中国将迅速走向崩溃。”(詹姆斯·克里尔曼:美国记者眼中的中日甲午战争,《现代舰船》,2011年第4期)战争白热化之际,清廷为筹战费决定“准息借商款以充军费”,但很快便因响应寥寥而作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营造同仇敌忾的社会政治氛围,是难以奏效的。

  国家发展水平低质落后,导致持续有效的财政装备动员无力实施。甲午战前的清王朝,以经济实力而论,八倍于日本,但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却十分低下。从实际财政状况来看,1893年日本预算收入为8804万日元,实际决算为11377万日元,相当于7585万两白银(1两白银约1.5日元),只比清政府同期(8867万两白银)少1282万两。在基数相当的情况下,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财政筹集军费达1.2亿两,而清王朝仅筹集到5千余万两,其中半数以上为举借外债。经济发展的低质化带来的是工业技术水平的低质化,甲午海战中,日本参战舰艇1000吨以上的共计21艘,其中日本自造10艘,而北洋水师参战中超过1000吨的战舰10艘,仅“平远号”为自制。造船能力落后只是晚清时期中国工业落后的一个缩影,在工业化水平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战争机器的消耗是绝对的,它无法获得有效补充,随着装备的消耗殆尽,战败求和是必然。

  甲午战争期间,清王朝为应对严峻的战局,曾向朝野上下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战争动员令。战端开启时,光绪帝“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潘向明:《清史编年》)。乍看上去,清廷大有大张鞑伐、力图振作之气象,但战事发展一溃千里。《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迁都、毁约、再战、杀李鸿章以谢天下之声四起,光绪帝向慈禧请训,她称病不见。无奈之下,光绪令刘坤一、王文韶上奏意见,两人经过与聂士成、丁槐等人商议后复奏,枢臣廷议认为,毁约再战“非真有把握也”(《翁文恭公日记》,乙未四月初七日)。战事发展至此,清廷在外援落空、皇权垂危、军不堪用、动员低下的情况下,迅速丧失了斗志,既不敢再战也不能再战,最终批准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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